前衆議院多數黨領袖坎託11月9日接任PhRMA總裁兼CEO

美國製藥行業最大遊說組織PhRMA（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9月29日宣佈，董事會已任命前共和黨衆議院多數黨領袖埃裏克·坎託爲下一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將於11月9日正式就職。他將接替自2015年起執掌該機構的斯蒂芬·尤布，尤布的離職計劃早在今年4月公佈，至此結束了他在PhRMA逾十年的任期。這一人事更替發生在製藥行業面臨多重政策壓力的關鍵節點上。

坎託其人

坎託於2000年至2014年期間代表弗吉尼亞州擔任聯邦衆議員，政治光譜上屬共和黨。2011年至2014年間，他擔任衆議院多數黨領袖，是當時國會共和黨內僅次於議長的最高層級領導人。2014年，他在選舉中失利後離開了國會山。此後，坎託加入了投行Moelis & Company，擔任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爲企業和高管提供戰略規劃、併購、公共政策及全球經濟方面的諮詢，同時擔任該公司董事。PhRMA在公告中明確說明，坎託在出任新職務後將繼續兼任Moelis董事一職，不會辭去這一席位。

國會立法遺產

PhRMA在公告中重點回顧了坎託在國會期間的立法政績。他主導推動了《Gabriella Miller Kids First Research Act》的兩黨通過，該法案優先爲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兒科疾病研究提供聯邦資金。他爲建立Medicare Part D處方藥計劃的立法提供了關鍵支持，該計劃極大擴展了美國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處方藥覆蓋範圍，至今仍是數千萬參保人獲取藥品福利的主要渠道。此外，他還爲後來通過的《21世紀治癒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奠定了立法基礎，該法案爲NIH增加了大量資金，並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審批流程進行了改革，旨在縮短新藥從研發到患者手中的週期。這三項立法均與製藥行業直接相關，也構成了PhRMA選擇他的重要依據。

PhRMA董事會主席、默克公司首席執行官羅布·戴維斯發表聲明稱，坎託在商界、政策界和政治領域均有豐富經驗，在華盛頓政策制定者中廣受尊重，擁有跨越政治光譜、有效推動重要成果的長期記錄。這一評價反映了PhRMA對坎託政治人脈和跨黨派溝通能力的高度重視——在一個兩黨都對藥價施壓的環境中，跨黨派協調能力幾乎是該職位最核心的能力要求。

上任面臨的多重壓力

坎託11月上任時，製藥行業正處在政策壓力的交匯點。最核心的議題是藥價。自拜登政府推動《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通過以來，美國聯邦政府首次獲准就Medicare計劃中銷售額最高的藥品進行價格談判，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藥品定價的政策框架。這一變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完全依賴市場定價，而是擁有了直接與藥企協商的法律工具。近年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都在推動降低美國藥價，製藥企業持續承受來自國會和行政部門的雙重壓力。坎託能否在藥價談判中爲行業爭取更有利的空間，將是檢驗其遊說能力的首要指標。

除藥價外，報道指出坎託還需要應對兩個新興議題。一是針對中國生物技術領域投資的監管動向，國會中已有推動對相關投資進行更嚴格審查的立法嘗試，這將影響製藥企業的跨境研發佈局和合作模式。二是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學領域應用所帶來的監管問題，AI正在加速藥物發現流程，但其安全性、數據使用和審批標準等問題引發了新的政策討論。這兩個議題都涉及跨境資本流動和新技術治理，對製藥企業的投資決策和研發戰略都有直接影響。

坎託的近期公開表態

從坎託近期公開發言來看，他已在處理涉華議題上展現出一定傾向。他曾表示，儘管美國存在貿易保護主義言論，亞洲投資者仍在持續押注美國市場；他也強調，貿易是華盛頓與北京關係的核心。這些表態可能預示着他在推動對華生物技術投資監管議題時的基本框架——既關注政策壓力，也重視資本流動的現實需要。此外，他近期還就人工智能產業週期、能源基礎設施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等話題發表過看法，顯示其關注範圍遠超傳統藥價議題，這可能意味着PhRMA的遊說重點將更爲多元化。

對不同羣體的影響

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從業者應關注坎託上任後在藥價談判、FDA審批改革以及對華生物技術投資監管等議題上的遊說方向，這些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研發投資決策、市場策略和跨境合作計劃。國會兩黨的議員需要重新評估PhRMA在關鍵立法上的立場，坎託的共和黨背景和前多數黨領袖的人脈可能使其在共和黨內部的遊說更加有效，而他對民主黨的影響力則有待觀察。對Medicare參保人而言，藥價談判的結果直接關係到自付費用，談判進程仍在推進，PhRMA在坎托領導下的態度變化可能影響談判的節奏和最終結果。

接下來關注什麼

11月9日坎託正式上任後，他是否就行業優先事項發表首次公開表態將是第一個觀察窗口。其次，Medicare藥價談判的後續進展值得關注，任何新批次的談判結果都可能引發行業反應。國會中有關中國生物技術投資監管和人工智能監管的立法動向也應持續跟蹤，這些法案一旦推進將對製藥行業的跨境合作和研發模式產生深遠影響。最後，PhRMA的遊說資源分配和州級層面活動重點是否隨之調整，也是判斷坎託施政方向的間接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