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2日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83岁）与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70岁），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基础”上的贡献。霍尔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伍德福德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120万美元。
官方表述只有一句话，但分量不轻。学院称，两人开发的新宏观模型“显著提升了我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为如今各国央行和政府所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评审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解释说，有了这些模型，经济学家面对能源危机或家庭消费突变这类冲击时，可以更从容地判断政策该怎么走。
两人的获奖工作互补，正好拼成现代宏观调控的两条腿。霍尔的研究起点是家庭的消费决策：他在1978年的一篇标志性论文里指出，人们花钱看的不是眼下挣多少，而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后来他又研究了劳动市场的求职与工资设定，发现工资“僵硬”——降不下去、涨得慢——会放大经济衰退和失业。伍德福德则盯着利率和预期：他系统解释了利率与经济主体的预期如何影响物价和商业周期，证明央行可以通过清晰可信的沟通，引导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期，从而管理通胀——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大央行大范围采用的“前瞻指引”的理论根基。
这套理论为什么值得诺奖？因为老的凯恩斯模型在1970年代的石油冲击面前失了手。当时西方经济体同时陷入高通胀、高失业和低增长，降息刺激反而火上浇油，很多人开始怀疑稳定政策“弊大于利”。霍尔与伍德福德另辟蹊径：不再研究通胀、产出这些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而是从微观入手——家庭怎么消费、企业怎么定价、央行一句话能改变多少预期。纳入前瞻性预期后，模型能解释为什么政策一宣布，市场就会先行一步做出反应，这也是各国央行现在热衷于“讲话”调控市场的原因。
伍德福德当天通过电话向评审委员会表示，能得奖“是巨大的荣誉，也是个意外”。他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这些理论对决策者影响深远，但当初做研究时并没有特定的政治议程，“目标是给经济政策的讨论打好基础”。据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介绍，霍尔曾创立该局“经济波动与增长”项目，并主持“商业周期断代委员会”三十余年；伍德福德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贝茨·克拉克讲席教授，常年被各国央行引用。
奖金方面，两人各得600万瑞典克朗，按路透社的汇率折合约60万美元。仪式按惯例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与其他诺奖一同在斯德哥尔摩颁发。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里的五个原始奖项，而是瑞典央行1968年捐资设立的纪念奖，由皇家科学院按同样程序评选。去年的奖则给了研究商业创新的三位学者，表彰他们解释了新产品和发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这届奖的现实感很强。疫情后2022年的通胀浪潮，再加上近年的能源冲击，让全球央行重新回到“通胀还是衰退”的两难。伍德福德对记者举例说，与1970年代束手无策不同，2009年之后的政策应对中，央行明确宣布未来利率路径本身就是稳定经济的利器。如今各国央行和财政部把预期管理当成日常工具，而霍尔与伍德福德给这些工具装上了理论地基——这正是评审委主席那句“更好地应对经济冲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