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2日晚，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佈，將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83歲）與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70歲），表彰他們在“宏觀經濟穩定的微觀基礎”上的貢獻。霍爾現任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伍德福德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兩人將平分1200萬瑞典克朗獎金，約合120萬美元。
官方表述只有一句話，但分量不輕。學院稱，兩人開發的新宏觀模型“顯著提升了我們實施有效穩定政策的能力”，爲如今各國央行和政府所用的模型提供了穩定的理論基礎。評審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解釋說，有了這些模型，經濟學家面對能源危機或家庭消費突變這類衝擊時，可以更從容地判斷政策該怎麼走。
兩人的獲獎工作互補，正好拼成現代宏觀調控的兩條腿。霍爾的研究起點是家庭的消費決策：他在1978年的一篇標誌性論文裏指出，人們花錢看的不是眼下掙多少，而是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後來他又研究了勞動市場的求職與工資設定，發現工資“僵硬”——降不下去、漲得慢——會放大經濟衰退和失業。伍德福德則盯着利率和預期：他系統解釋了利率與經濟主體的預期如何影響物價和商業週期，證明央行可以通過清晰可信的溝通，引導市場對未來利率路徑的預期，從而管理通脹——這正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大央行大範圍採用的“前瞻指引”的理論根基。
這套理論爲什麼值得諾獎？因爲老的凱恩斯模型在1970年代的石油衝擊面前失了手。當時西方經濟體同時陷入高通脹、高失業和低增長，降息刺激反而火上澆油，很多人開始懷疑穩定政策“弊大於利”。霍爾與伍德福德另闢蹊徑：不再研究通脹、產出這些宏觀變量之間的統計關聯，而是從微觀入手——家庭怎麼消費、企業怎麼定價、央行一句話能改變多少預期。納入前瞻性預期後，模型能解釋爲什麼政策一宣佈，市場就會先行一步做出反應，這也是各國央行現在熱衷於“講話”調控市場的原因。
伍德福德當天通過電話向評審委員會表示，能得獎“是巨大的榮譽，也是個意外”。他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說，這些理論對決策者影響深遠，但當初做研究時並沒有特定的政治議程，“目標是給經濟政策的討論打好基礎”。據NBER（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介紹，霍爾曾創立該局“經濟波動與增長”項目，並主持“商業週期斷代委員會”三十餘年；伍德福德則是哥倫比亞大學約翰·貝茨·克拉克講席教授，常年被各國央行引用。
獎金方面，兩人各得600萬瑞典克朗，按路透社的匯率摺合約60萬美元。儀式按慣例在12月10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舉行，與其他諾獎一同在斯德哥爾摩頒發。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遺囑裏的五個原始獎項，而是瑞典央行1968年捐資設立的紀念獎，由皇家科學院按同樣程序評選。去年的獎則給了研究商業創新的三位學者，表彰他們解釋了新產品和發明如何推動經濟增長。
這屆獎的現實感很強。疫情後2022年的通脹浪潮，再加上近年的能源衝擊，讓全球央行重新回到“通脹還是衰退”的兩難。伍德福德對記者舉例說，與1970年代束手無策不同，2009年之後的政策應對中，央行明確宣佈未來利率路徑本身就是穩定經濟的利器。如今各國央行和財政部把預期管理當成日常工具，而霍爾與伍德福德給這些工具裝上了理論地基——這正是評審委主席那句“更好地應對經濟衝擊”的意思。